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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逸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 被媒体称为“撞墙”的谷歌不经意间踢到了一块更硬的铁板：2010年2月12日的《金融时报》披露了谷歌因为新发布的社交网络工具Buzz遭到了以美国电子隐私保护中心（EPIC）为代表的民权团体的杯葛。 同时使用过Buzz和Twitter这两种软件的用户可以发现一个小小的区别：Twitter用户注册之后，初始的follower是空的，有待手工添加自己的关注对象；而Buzz则是会“自动”生成一个20人左右的“社交圈”，并将其作为默认“公开可见”的对象发布在整个Buzz圈里。 “自动”生成并非“随机配对”，Google设定的程序非常“智能”，它的依据是“发送电子邮件的频率”，即Buzz是根据谷歌服务器对Gmail用户账号之间通讯频繁程度的监控，来确定初始社交圈，并且在“没有得到用户授权”即经过一个简单的“确认”程序之后，就将其发布在公开的社交网络平台上。这意味着在“无意中”或者“用户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你平时最经常发送邮件的对象，就会出现在所有其他人都可以查阅的信息中，这构成了对个人隐私的重大威胁，EPIC已经提出了相应的申诉要求，谷歌也开始着手平息这个重大的威胁，因为这种威胁个人隐私的做法，显然是完全和所谓“不作恶”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同样与谷歌相关的“黑客袭击谷歌”事件的调查，本周获得了某些“进展”，据2月19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从台湾地区的IP地址追踪到了上海和山东的两所学校，然而这个“进展”带来的是更多的疑问，一如《纽约时报》本身所指出的：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实谷歌最初的指控，即“具有中国政府背景的黑客发动了此次攻击”，事实上现有的证据甚至无法证明这些攻击“源自黑客攻击”。尽管缺乏足够有效的证据，但在美国从不缺少相应的说法，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自己认为能够成立的理由：这两所学校中的一个有“军方背景”，一个有“技术能力”；同时，中国政府有“利用爱国黑客志愿发动袭击”的“特殊作法”。而效率极高的私人部门，军工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已经为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提交了“来自中国的网络威胁”的报告。 上述发展其实再度证实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信息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如何去运用信息技术，如何去理解信息空间发生事件背后的“意义”，不是由信息技术，而是由信息技术之外的现实世界以及决策者头脑中的既有观念决定的。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什么”，“为什么”，而是“会怎样”：人们可以继续努力让互联网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自主和开放的空间持续存在，努力确保政治权力以及国家行为体只能在最低限度上进行监控和控制；也可以让信息空间变成国家间竞争的一个新舞台，掌握技术优势和舆论主导权的强势行为体可以轻易获取不对称优势，但后果是引发弱势行为体的激烈反抗。这种反抗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在信息空间树起与现实世界同样的国界，阻断信息的自由流动，甚至造成某种与传统的安全困境类似的微妙局面。 具有讽刺意义或者是值得玩味的是，这种互动过程与电离过程中的“勒沙特列平衡”很有些相似之处：朝向某个方向的极端发展同步滋生着一种抑制其持续反应的运动，最终的结果是达成某种动态的均衡，而非完全让一方“胜者通吃”。 不计代价与手段地推动网络开放，借助信息自由流动获取国家利益，同样会让借助国家主权屏蔽信息自由流动的行为获得正当性的基础；进展相对缓慢与温和的自发开放，则会让国家失去无条件阻挡信息流动的合法性基础，这便是与信息安全相关的一种辩证的游戏。 如果将某种理想化的（没有任何公开和明确界限的）信息空间作为一个普世的目标来加以追求，那么前提之一是，占据了不对称优势的国家所必须保持的自我克制。因为这种克制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尊重”和“倾听”，也只有如此，才能推动其他国家放弃在现实国际体系中形成的“戒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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