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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宕了60余天的谷歌退出“中国”事件迎来了一个阶段性的结尾:谷歌公司今晨宣布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地区,为已经退到墙角的自己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台阶。 围绕这一事件,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 第一个细节,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Mike Hammer专门就谷歌事件发表谈话,提到“中美关系已经足够成熟,所以可以坦率面对各种分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番讲话是奥巴马政府试图在为谷歌事件设置一个“止损点”,因为其基本宗旨和2010年1月希拉里国务卿发表的“互联网自由”演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份演说中,“推进互联网自由”被设定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而非“中美之间的一个分歧”。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精于民调与国内政治的奥巴马政府在谷歌事件上的真实立场:借助技术优势,以及和谷歌公司复杂的联系,最大限度的用信息自由牌,在不损害中美实质性战略合作的基础上,谋取党派和个人的国内政治声望。这可以看作是此前美国对待中美关系中人权问题的实用主义态度的延续。更直白的说,美国政府并不愿意为了所谓互联网自由而赌上整个中美关系,或者是为此引发中国政府的实质性报复,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安全”获取“免费”政治声望的“符号”。 第二个细节,是来自加州大学相关研究机构对于中国政府后续反应的预测,即希望中国政府作出“重量级的反击”。仔细选择香港,而非台湾的服务器作为新定向的目标,并非简单的一时兴起,这涉及谷歌事件所牵扯的另外一个群体,即具有某种特定政治诉求的非政治行为体。对他们来说,只有把谷歌作为一个符号,进而将中美两国政府劫持在一个不断持续紧张的螺旋中,才能不断获得政治与经济上的利益支持。显然,持续不断的用某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来刺激和消磨中国政府的耐心,并希望引发情绪性的激烈反应,是比较理想的策略。可以想象,无论是在搜索结果方面做的某些小动作,比如人为提升某些搜索结果的排名,还是努力借助水军在网络世界引发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激烈言论向政府施加压力以及为外部媒体提供炒作素材,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谷歌事件所引发的风波,远远不会就此结束。目前形成的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均衡局面,这个局面源自冲突各方在技术力量、政治意志、组织能力和法律制度安排方面的客观对比。如何以此为契机,推动建立一个完整、协调、统一的信息安全政策、法律体系,应对信息时代的全新挑战,而非持续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关注保护信息主权和信息安全的国家都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复旦大学 国际政治系博士 沈逸) 作者简介:沈逸,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技术与国际关系;信息技术、传媒与外交;国际安全与大国关系;曾赴香港大学历史系美国研究中心,法国巴黎政治大学等院校交流;2008-2009年以复旦大学青年教师骨干培训项目获公派赴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科学技术与国际关系研究项目进行博士后访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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