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T】李东生：回归初心，再出发

谢谢各位听众，各位同行，谢谢主办方给我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做一个交流，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回归初心再出发，有人说TCL是一只永不停飞的鹰，我认可这一比喻，33年来，我有幸和这只鹰一起翱翔，经历了很多惊涛骇浪，也收获了不少成果，在今天，我非常高兴的和大家分享，我们远行的足迹和心路的回归。

我的演讲分三个部分，第一，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的TCL，第二，我和大家谈谈我自己，和我自己对事业及世界的看法，第三，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成功的一些体会。

2014年，对于TCL来讲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年头。我们在去年，销售收入跨上了千亿的目标，虽然这个目标比我们在10年前跨国并购国际化提出的目标要晚了3年，但是经过国际化过程中的一些艰难曲折，我感到我们的脚步更加扎实了，我们战略更加清晰了，而我们对未来的信心更为坚定。

2014年我们千亿销售收入代表着什么?我们全球彩电销售1700多万台，排在市场份额第4位，我们销售了7340万台手机，排在第6位，我们华星光电销售了2400万片液晶面板，在电视液晶面板当中排在第5位，其中32的液晶面板全球产量第一，这是我们2014年向股东、向社会交出的成绩单。

回顾TCL30多年的发展历程，简单来讲，我们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市场化转型，TCL是从一个地方的小作坊企业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公司，进而在过去十年，我们向一个全球化的国际企业迈进。我们第一个转型是90年代初开始的市场化转型，其实TCL初创的时候，我也是企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没有战略，当时只是为了求生存，怎么能够赚到钱，怎么能够在下个月发出工资。当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一个短缺经济的时期，只要你认真干，干什么都有赚钱的机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们企业到了一定的规模，我们就开始思考企业的品牌，企业的战略，企业的未来。

我们第一次转型是市场化转型，早年在短缺经济的时候，在改革开放初期还留着比较强的计划经济的烙印，TCL的第一个产品是录磁带，第二个产品是电话，跟着是彩电、音响，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TCL所有的产品都没有政府的出生证，TCL本身就不是一个计划经济的产物。当时做电话机，做电视机、音响等都是需要国家的许可，我们都是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补准生证。彩电是1992年做的，到1997年才拿到彩电生产完全合法的许可证。

这个市场化转型，我们走到了前列，当时我们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很多弊端，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以往厂家生产的产品由国家相关部门分配出去，这样的话，工厂是可以不管销售的，那个时候也没有品牌的概念，没有渠道的概念，更没有客户的概念。因为我们本身没有准生证，没有人帮我们分配产品，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去卖产品，我当的第一个管理职务是TCL通讯设备的总经理，那是1985年，我当年是28岁，公司刚刚创立，其实我最头痛的不是这个产品做起来，我是学工程的，是华南理工大学77级的无线电技术专业，我能够把电话机做出来，但是我不懂怎么把电话机卖出去，所以这个总经理干得非常累，干了9个月就下台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不懂销售。

所以TCL的市场化转型，最重要的一点是怎么建立自己的品牌，怎么建立自己的市场营销体系。TCL是中国企业当中最早导入VI的，现在已经很普遍了，企业都要有一个标识。这一转型，使得我们在90年代快速的发展。整个90年代，TCL连续10年平均每年的增长接近50%。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助力，在市场化转型当中，我们进行了体制改革，从地方的国有企业变成了一个股份制公司。这是TCL腾飞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次转型是国际化转型。我们从2000年开始开拓海外的业务，在越南、东南亚，随后拓展到亚洲。2004年我们有一个机会，并购汤姆逊彩电的业务。在谈判的过程中，另外一个法国的国际大公司找到我们，说你们顺便把我们的手机业务收了。当时因为年轻，胆子比较大，我一年做了两个跨国并购，并购了汤姆逊的彩电业务，并购了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很多人觉得我这个决定好像是当时一下子头脑发热，冲动做的决定。其实不是。大家记得，1997年、1998年发生了东亚金融危机，其实金融危机最早是美国的88年。当时东亚货币大幅度贬值，我们以前的出口主要是靠来料加工，中间国家的货币贬值，使得中国的相对成本上升，我们的出口订单在大量流失。所以95年起，我就痛下决心，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来料加工的水平，所以1999年我们在越南办了第一家海外工厂，开拓海外业务，在当地建厂，在当地销售。

2004年的跨国并购是一个机会，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当时是汤姆逊通过同行找到我们，当时并购之后我们可能成为全球彩电销量的前三名，这个诱惑是非常大的。经过了挣扎，内部激烈的讨论，最后大家统一思想：干。在2004年1月份，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当年胡锦涛主席访问法国，在胡锦涛主席和法国总理的见证下，我们签订了协议。当天晚上我出来的时候，那个场景和情景我到今天还历历在目，由于胡主席的访问，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当晚专门显示了中国红，当时我内心的自豪感是难以言表的。作为一个成长于广东惠州的一个小地方企业，今天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亮相，这种自豪令我至今难忘。当时由于我们年轻，考虑问题没有这么周到，接下来的十年，我们为这两个并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下来了，所以才有刚刚我给大家报告的2014年我们10年跨国并购的业务，给股东和社会交上了满意的成绩单。

在去年的千亿销售当中，我们有47%是来自于海外销售。最重要的因素是当年我们的跨国并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战略上来说我们是成功的，在业务战略上我们也在往成功方面去发展，我相信再有几年，我们国际化应该能够收获更加丰硕的成果。　　

第三次转型就是我们去年初提出的，所谓“双 ”转型战略和国际化的双轮驱动。过去10年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化步伐的加快，另外新兴技术、互联网的应用发展也非常快，大家看到在过去十年，成长最快的公司已经不是传统的企业了，所谓传统企业包括从能源到汽车制造，这些都不是成长最快的产业，成长最快的企业是互联网企业，我们看到谷歌，看到中国的阿里巴巴，看到中国的腾讯，所以如何在新一轮的战略转型中能够拥抱互联网，能够在双加转型传略，所谓双加转型战略，就是智能加互联网，产品加服务，再加上既定的国际化战略，这样的一个双轮驱动，就是今天的TCL。

我们面向未来，我们非常有信心地说，下一个一千亿一定不用33年，一定不用10年，我们争取更短的时间跨上另外一个一千亿。

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介绍我们TCL。　　

第二，我想谈谈我自己和我对于世界的看法。我是1977届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的毕业生，我在上大学之前和我的同龄人一样下过乡，在农场工作了3年多。当时邓小平提出要恢复高考，给我们这代人创造了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记得前几年播放一个电影，《1977》，电影的情节我看了之后引起了内心很强烈的共鸣。在观看很多情节的时候，我的眼睛都是湿润的，我们确实是经历过的这一代，这种体会是刻骨铭心的。

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家乡，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当年大学生很少，回到惠阳地区，当时地区分配的理工科大学生本科毕业生只有四位，我是其中之一。当时给了我两个职位，一个是惠阳地区科委，一个是惠阳公安局通讯科，我当时想了想，都没有去，我对人事局的人说，是否可以自己找一个企业，到工厂去，他非常奇怪地看了看我，说当然可以。

当时惠阳地区的电子工业很落后，我当时找了一家刚刚成立的新企业，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这是我们TCL的前身，我是第43位加入公司的员工，一干就是30多年。我第二次转到政府体系是1997年，当时我已经担任TCL的董事长兼CEO。当时是非常正式地找我谈话，推荐我当惠州市的副市长，当时这是挺大的一个诱惑。

我爸是解放之前参加工作的，干到退休就是一个科长，我一上来说要干副市长，这个诱惑是很大的，但是我考虑再三还是谢绝了，当时组织部的领导非常不理解，第一次消息是通过惠州市的领导给我转达的，他们认为是不是领导没有把这个意思讲清楚，他们亲自找我谈，我非常客气地、委婉地解释了我为什么不能接受的理由，因为我觉得我更加适合做企业。他还是很难理解，觉得这个是不是托词，后来我想了想，当时就讲了一句比较过分的话，我说到今天，东京知事有多少任，没有人记得，但是一个松下幸之助，全世界都记得，我的理想就是希望成为中国的松下幸之助。他很认真听了之后，说明白了，就没有再多说了。我当时确实怀揣着实业报国的理想，另外，我的个性和能力，做企业也会更加适合我。

当然最近在讲反腐，所以很多人说，你好在没有当官，不然的话，可能找不到你了。其实我当时真的没有这样想，我想的就是我适合做企业，我喜欢做这个。所以选择实业这条路，而且1997年再次选择了，我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如果说在97年，很多人理解我，认为做企业还是一个正确的道路。那么过去十多年，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一直坚持做工业。其实过去十多年，说真话，在中国做工业是比较辛苦的，工业这一块的投资回报率也不高，一直到今天，大家可以看到TCL集团的PE还是比较低的，我们香港2个上市公司的PE还不到十倍。

我是这样想的。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结构必须要由多方面组成的，如果从比较高尚的一点来说，实业总是要有人做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实体之上，中国如果没有实体，如果中国的实体经济不强大，中国的工业经济不强大，那么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强大，到今天，我依然坚定的这么认为。

前面一个理由很伟大，伟大到别人都不太相信。我讲一点实在的理由，我自己干了一辈子的工业，这是我的专长。你别看别人干金融多么成功，别人干互联网多么成功，你去干，不一定能成功。每个人要成功，一定要把自己最有优势的地方充分地发挥出来，而且在这种过度竞争的产业领域是容不得你分心的。我去做金融投资，去做房地产有没有机会，历史没办法重复，我不好说。但是我如果不专注做工业的话，我肯定今天不能站在这里。我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我认为这是我自己正确的选择。这也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人怎么成功，就是要选对路，而且要坚持走下去。

最早出福布斯富豪榜的时候，我曾经在里面。但是到今天，我早就在福布斯富豪榜的外面，但是我很满足，而且心里非常的平和。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中国和世界，我怎么看中国，怎么看世界。长江商学院的项兵院长有一句名言，站在月球看地球。这句话的核心就是要站在高点看世界，看一个国家。我是怎么看的呢?我觉得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直到200多年前，在清代中期的时候，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强盛的国家，我们的GDP曾经占全球的50%以上。近期的这两三百年我们落后了，原因很多，时间容不得我们做进一步分析。但是中国，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契机，我们这一代人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让国家和民族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复兴，我想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

从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欧洲金融危机来看，全球的经济、政治利益结构正在重构，对于中国来说是充满着机会和挑战的。另外从历史来看，过去20多年，苏联的解体，东欧巨变，911事件，阿拉伯之春和最新的乌克兰事件，我觉得它们的背后证明了一个道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超越价值观的，这是我反复想之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他们的价值观讲得很高尚，但是真的做事情的时候永远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放在前面的，中国我相信也不会例外。这是我看世界，看中国的观点。

所以为了让中华民族能够过上好日子，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走出一条适合我们自己的道路，没有一个标准和价值观是一定能够指导中国走到正确的方向，从邓小平开始到现在领导人做的很多改革的尝试，反映的都是这个核心的命题。

第四，我想与大家分享下，从历史的场合来说，最伟大的人就是渺小的。世界历史上，我们看到了很多伟人今天到哪里去了，我记得红楼梦的《好了歌》里有一句“古来将相今何在，荒丘一堆淹没了”。所以人不要把自己太当一回事，但是又不能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你要对自己负责。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需要一大批愿意担当的人，这样的人是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我相信在座的人和我一样，是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的。那么如何能够承担好这个责任，我自己简单总结有几条。

第一你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你要干什么事情;第二你要追求理想，要扎实地饯行才能收获成果。昨天我听一个演唱会，老版的《三国演义》的歌曲“历史的天空”里有一句唱词，我听得非常有感触，“担当身前事，何惧身后评”，如果一个人能够以这样的精神孜孜不倦地工作，一定会有所成功。

现场观众提问

我自己对于成功的体会很简单，四个词，就是理想、坚韧、努力、学习。

理想就是一定要有目标。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理想，就是要当车间主任，理想没有这么大，但是很实在，当了车间主任之后我想要当厂长。十多年后，我访问飞利浦时，我当时和林树森一起去，当时飞利浦成立100年，拿了一个女工的雕塑作为礼物，因为飞利浦做灯泡能够做100年，我当时看到之后，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把TCL做成一个世界级的企业。人一定要有理想和追求，而且这个理想和追求必须是超越金钱物质之外的，必须要高尚，才能支持你走得更远。如果只是金钱物质目标的话，我可能在中途就倒下了。因为我不需要金钱，我虽然不富有，但是我自己和我的孩子可以过得很富足。

坚韧这一点很重要，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一定会经历九死一生，我看到过很多企业、很多企业家成功和失败的过程，我觉得，不经过九死一生是很难成就一个企业，也很难成就一个企业家。如何能够经历九死一生，你得有强大的内心，要坚韧，不放弃。

第三是要努力。我经常讲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全力以赴不一定成功，不全力以赴一定不会成功。我时时以这句话来提醒自己。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天分特别高的人。在上中学的时候，我的成绩经常在班级考第一的，但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只是中上水平，毕业的时候我的平均成绩在第十名，连研究生没有考上。为什么我有今天的成功，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真的是全力以赴。

最后一点就是学习，知识永远是不够的，特别在这个时代，知识更新非常快，人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提高，才能适应这个变化，才能面对竞争。以上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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