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娱乐专稿 (主笔/小方芳 周萌 责编/子时 张小干 陈四郎)3月8日、9日,连接两天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张泽群、政协委员欧阳常林与张国立先后向收视率造假开炮,关于“购买收视、污染样本户、控制遥控器”等话题成为全国舆论焦点。这已经不是收视率造假第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了,早在2010年,人民日报就曾连发三篇深度报道揭秘收视率造假问题。 2012年,制片人王建峰公开举报第三方公司买卖数据,腾讯娱乐推出系列独家调查报告,引发业内哗然。 2013年9月,湖南卫视部分地区收视为0,被疑因其他电视台购买收视而受牵连,喧嚣一时。 2014年7月,《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业内称为“新国标”)出台,收视现象有据可依,同时,收视率数据公司索福瑞多次针对购买收视的个案进行资料搜集,试图从根源上掐住造假命门。 2014年10月22日,广电总局举办座谈会,总局副局长田进会上强调,有些电视台对关于收视率综合评价体系的意见执行得不够理想,为此将会进一步加强收视率调查的管理。 五年来,媒体关于收视率造假一事的报道、争论与呼吁从未停止;五年来,电视业内针对收视率新规的探讨、设立与反思也从未止步,如今收视率造假这一现况是否又有了改善呢?腾讯娱乐再次采访了多个影视机构与业内人员。遗憾的是,五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好。 收视率造假已经疯狂到了怎样的地步?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收视重镇”。收视重镇,指各电视台的主要收视源城市,又以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大城市为重。通常情况下,各省级卫视最大的收视重镇都来自本省省会城市,例如北京是北京卫视的地盘,而基本上不可能有哪家卫视能从湖南卫视手上抢走长沙。
13年9月2日,《璀璨人生》在上海收视为零
2015年3月8日,也就是张泽群、欧阳常林炮轰收视率造假的同一天,安徽卫视失守合肥,滑落当地收视第5名,某偏远二线卫视却问鼎冠军,其数据甚至高居湖南卫视之上,业内人士对此“瞠目结舌”。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电视人士告诉记者,“之前只是听说造假,而现在却经常能够看到收视异常的现象,从程度上看,从前大家只会怀疑前几名的卫视,如今,二线卫视的收视数据也会出现问题。” 那么,当收视重镇集体出现数据异动之后,将会出现什么现象呢?前SMG尚世影业总经理苏晓曾爆料过这么一组数字:2014年2月11日,全国33个城市的收视数据显示,当天全国整体收视率超过40%,依照这个数据,理论上马路上已经没有人了。”苏晓将之斥为“数据污染严重到了荒唐的地步”。
某西南卫视中层L女士告诉腾讯娱乐记者,“你可以去查查活跃市场的制作公司,有几家之前都是做数据发家的,他们可以说是‘造假’高手。这些公司的节目制作水平有限,但其出品的节目无论在哪个平台播,烂成什么样,收视都不差。” L女士还透露:“有两家以上以数据发家的制作公司,都为了洗干净之前‘做数据’的背景,重新与比较有实力的节目制作公司合作。一个负责幕后操纵数据,一个负责制作,如此‘强强联合’下,挣到不少钱。” 据L女士分析,制作公司和数据公司的结合,让“造假主体”扩大,并成为非常凶猛的一只队伍。 收视率造假如今已经成为电视圈公开的秘密
L女士也提到,“现在圈内很多人做数据公司,这些所谓的数据公司,有一部分其实就是之前的第三方造假团队。而这些公司前几年只是幕后帮操作,现在却也明目张胆涉及影视、制作行业。” 对于这一疯狂的造假现象,华北地区某电视台工作人员G先生告诉腾讯娱乐记者:“前几年圈里人都是猜测,不会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两年很多卫视都开始着手搜集别家卫视的造假证据,造假现象已成为圈里的公开秘密。” 华东地区某电视台工作人员Z则直接指出:“长江三角洲的某些卫视,北方某实力雄厚卫视,都是参与造假的大户,公认的。知道又能怎样?敢怒而不敢言。” 敢怒而不敢言,说的正是电视人们的心酸与无奈。在收视率造假肆虐的这几年,电视人们不是没有抗争过,然而等待他们的,无一不是失败的到来。
被“实验”震撼的王建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向收视率调查公司索福瑞举报。作为当时内地唯一一家收视率调查机构,索福瑞派了两位技术人员到王建锋公司进行调查。令王建锋失望的是,当他们看完证据后,扔下一句“回去查看,等通知”的答复,便再无后续。 王建锋曾向记者出示了数据公司的造假证据
网友的呼唤并没有唤来应有的官方调查,而全国数十家媒体的头条报道也并没有带来实质性进展。与2010年《人民日报》的追问一样,事态渐渐平息,造假一事不了了之。 然而对于王建锋来说,风波却远未停止,他仍多次收到“威胁短信和邮件”。有同行提醒他说“太危险”,而王建锋的同事也曾私下向腾讯娱乐记者感叹“爆料造假太得罪人”了。这一担心在后来渐渐变成了现实,跟王建锋有过多次合作的姜先生透露,“很长时间内,圈里人都躲着他,不敢跟他接触,怕引火烧身。” 时隔三年,腾讯娱乐再次联系到了王建锋,听明了记者来意,电话那头的他表示自那次风波后,“中视丰德热播剧场”就已停播,关于收视率造假不愿再谈。随后王建锋匆匆挂断了电话,留给记者无尽的忙音。 自此,爆料收视率黑幕,王建锋是第一个,也成为了唯一一个。
举报无效让电视人备感辛酸
既然投诉无果,为什么电视台还要投诉吗?G先生的回答令记者哭笑不得:“对举报从来不抱任何希望,但至少能够靠举报发泄下心情。” 收视率造假现象被业内人士称为行业毒瘤,必除之而后快。然而从媒体首次曝光至今的近5年时间里,其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加猖獗。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买收视”的丑闻层出不穷呢?
何为“对赌”?就是片方在卖剧时,必须向电视台做出收视担保该剧在播出时必须达到协议中保证的收视率数值,片方才能从电视台拿到全部的购片款。否则,会按照协议比例进行相应扣钱。 电视台与影视公司对赌在行业内盛行
如此一来,为了能够顺利拿到尾款,影视公司势必会想尽办法让电视剧的收视率提高。而数据造假,似乎是看起来最为便捷的途径。 北京贺盈时代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涵表示,“对赌”现象确实在圈内普遍存在,它本身也并没有错:“一方面电视台可以有效规避收视风险,另一方面可以促使影视公司打造精品剧集。但现在‘对赌’却演变成收视率不合格就拿不到钱的地步,逼得大家去买收视造假,这事已经变得特别不靠谱了。” 影视策划人谢晓虎也表示,“购买收视率会影响其它影视公司的创作热情,如果通过买收视率就可以让自己的剧卖得好、播得好,那以后就没有人愿意认认真真做好剧了。”同时,他也指出“一剧两星”政策实行后,卫视播放的剧目数量增多,收视竞争也就更加激烈了,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收视造假行为。
据了解,广告商在和电视台签订合同前,会根据该台多个时段的收视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如果收视率没有达到广告商的预期,电视台便直接out出局。甚至在广告合同中,还会明确标明需要达到的收视点数,如:收视率为1,广告商支付多少钱;收视率达到2,广告商再支付多少钱,足见收视率背后隐藏着赤裸裸的商业利益。 我们不难发现,电视台的广告收入排名和其在收视榜上的排名几乎一模一样。即便当中存在收视造假现象,广告商们还是无法抗拒地,将大笔银子砸向那些收视好的电视台和影视剧、节目上,虽然近几年也有不少人高喊“收视率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但摊到广告投放这件事上,所有人也只能呵呵一笑了。 既然收视率造假的主体增加,污染范围扩大,那么随之而来,造假的手段是否也有所改变呢?此前,腾讯娱乐曾做过相关报道,历数数据造假的各种手段。然而,当我们两年后再度调查此事时却发现:前几年的招数依然盛行,造假手段还是老一套。
贿赂样本用户仍然是收视造假的有效手段
还有更直接的方法就是锁定单个样本户,索福瑞曾表示,有些造假方会雇佣私人侦探,尾随索福瑞的调查人员,从而获得样本户的信息;还有人通过网络等渠道开高价寻找样本户。 至于污染样本户的方法,无外乎就是劝说加贿赂。造假人员在得到样本户信息后进行登门拜访、深入接触,不停游说,有的是直接给钱,有的则是送大米、白面、花生油,上年纪的大爷大妈们最吃这一套。
有的造假公司更不惜重金地玩转高科技,通过黑客等手段,干扰从样本户家里上传到服务器上的数据,就像电影偷票房一样,收视率同样也能“偷”到。比如,某样本户收看的电视台是北京卫视,但从其测量仪输出的数据却变成了河北卫视的。当然,这种方式的收费也会更贵一些,据了解,如果电视剧收视排名想进前5,价格在6-8万一集,如果要进前3,价格则高达10万一集。 换言之,只要你出得起钱,收视率数据可以随便修改。 这些年来,收视率造假成了电视人心中盘踞不去的痛楚,而一家独大的数据公司索福瑞也自然也就成了业内人诟病的焦点所在:大家不信任它全国6.1万的样本户,不信任它的取样模式,再加上其自身存在“盈利”行为,难免会让人联想到“收买”和“作假”。
索福瑞多次举办科普讲座普及收视知识
此后,索福瑞每年都会邀请媒体到公司探访,一方面为自己喊冤,一方面为大家讲解收视率调查知识,无疑是希望借媒体之口洗清“罪名”。可是这种周而复始的“声明”、“质疑”再“声明”的死循环,让它始终未能走出僵局。 电视调研博士龚袁方分析,“作为收视数据机构方,相信索福瑞无论从主观和客观上,都不愿意出现‘造假’的事件,最应该痛恨的是第三方操作收视数据的人,及购买数据的行为。” 国家工商总局广告司司长张国华多次在发言中表示,“行业生态需要的是监管和执行的协同共进”,收视造假现象正昭示了电视行业发展的短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舆论焦点,索福瑞一面倒性的被骂,多少也有些无辜。只有不断完善行业标准、加强第三方机构监管,促进立法建设,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才能让其摆脱被动局面。 对于抵制收视作假现象,除了索福瑞,广电总局也多次发声明要严惩收视作假,2009年发声明表示要严查买卖收视的人群和机构,2013年发22条新规重整收视率,2014年强调进一步加强收视率调查和管理。 龚袁方也告诉记者,“广电总局也很无奈,作为监管部门却不是司法部门,他们只能不厌其烦的告诉大家不要作假,严查作假。但他们无法对作假的人和机构,进行任何惩罚。” 新出台的《国标》,将“呼吁大家监督举报”正式纳入其中,这一举措尽管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收视作假现象,却相应了张国华司长“协同共进、协商共进、共同推动行业进步的理念。让行业生态更佳和谐、健康,是所有电视人需要共同努力的事业。
据悉,尼尔森在中国的数据采样方式已经进化到第三套体系,样本户主要以海量样本采集为主,每个城市至少用30005000户作为一个采集体系,这样的海量样本相对而言有两个好处,“第一,样本量大了,更容易保证数据的准确。第二,一部分样本是从用户的机顶盒回收的,样本户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样本,避免了受污染的可能。”“湘人李”向记者解释到。 同一时段索福瑞数据和尼尔森数据的对比图
评论人李星文认为,“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垄断必然导致腐败。”尼尔森的回归,会对索福瑞进行一个良性的刺激或甚至某种意义的监督,“尽管此前在台湾地区也曝出过尼尔森数据作假的丑闻,就算两家公司都想作假,为了竞争这门生意,肯定也得互相告发、互相监督,总之有竞争肯定是一件好事。” 此外,除了尼尔森之外,还有一家叫泓安信息科技民营数据公司,也正以数字电视收视率为切入点,欲分中国收视率调研市场的一杯羹。 去年7月,国内首个电视收视率调查国家标准《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也已正式出台。该标准规定,“数据提供方必须对样本户资料严格保密,数据使用方也应遵守职业道德,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与同行业竞争。同时建立举报制度,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接受举报并履行核查。” 从记者了解的情况看,出台大半年的《国标》,并未涤荡当下电视收视率市场的“乌烟瘴气”,甚至有专家吐槽,“《国标》就是华尔兹,只是摆着好看。”
社科院传媒学博士冷凇也表示,“收视率诧异现象归根是多方对收视的GDP考核,广告客户硬性指标,再加上电视人的虚荣心等多种诟病暗流推动造成的市场乱象。”《国标》的出台仅仅告诉大家造假不对,却没有解决造假后会有哪些后果,如果仅仅是“道德谴责”,恐怕难以预防更多人铤而走险。
多方利益勾结,是清除毒瘤的最大阻碍
“电视台为什么不敢点出那些影视公司购买收视的现象?广告公司为什么不指出对电视台收视数据的怀疑?影视、制作公司为什么对收视作假避而不谈?索福瑞为什么始终不承认收视有假、样本户被污染?跳出来谈这些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没有任何证据的非行业人士。不难想象,这些“哑口”之人间存在着多方利益,有权权交易也有金钱勾结。我们知道有假,却默许这些‘造假’的存在。这才是行业的悲哀!”
这些利益的毒瘤只要存在一天,收视率的天空永远乌烟瘴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