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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上海社科联举办的关于知青研究的学术论坛上，有一个对从 1950 年代开始至 1980 年代结束、近 2000 万人参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讨论。专家刘小萌称，切不可把那个时代理想化。但现场也有老知青站起来问各位学者：“难道我们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年华，拿去建设祖国的边疆和农村，真的错了吗？到底该怎样评价我们的一生呢？” 文 | 赵川 编辑 | 程晓筠 关于怎样评价那样的一生，以及当这一生还尚在晚年，怎样才能得到应有的尊严，去年在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展上首映的纪录片《上海青年》，直面了这些问题。该片由高子鹏和吴梦编导拍摄。 2009 年夏天，好友高子鹏生平第一次来到上海，来家小住。他那时已投身独立电影，在搞第一部剧情片。子鹏来上海，还带了个想法，是关于 1960 年代上海去新疆支边的年轻人，他有点想拍部纪录片。1960 年代初，有 10 万上海青年，响应国家号召，穿上军装开赴新疆，投入异常艰苦的农垦生活。到 1970 年代末，他们被排除在“文革”后允许知青返城的政策之外，被留在了边疆。 自此，这一大批想回原籍的人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历程。同时，国家也在经历转向，这批人在原先的意识形态下的豪言和理想渐渐熄灭。即便多年后，他们已回到上海，面对的却是家乡有限度接纳。自此，这些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生活被归为不好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他们就这样步入六七十岁。在后来的拍摄中，透过他们晚年生活里不断泛起的历史沉渣，能够感受到时代对于他们的强大作用力和身不由己的命运，以及他们作为集体和个人的挣扎抗争。 ▲ 1961年至 1966 年，近 10 万名上海青年来到新疆兵团参加垦区建 来上海之前，子鹏曾在工作中接触过他们的故事，隐约觉得在影像纪录这个领域，对知青那一代的历史的追忆流于空泛和粉饰，真相没有被很好地挖掘过。开头，他有的只是个粗浅的想法，想乘着来上海，顺便接触下这群人。但事情开始得出乎意料地顺当。最早接触的缪阿姨和他丈夫住在逼仄破旧的房子里，却没有任何拘泥或回避，自然而朴实。恰巧我这儿有现成能用的摄像机，只需再租个话筒。没拍过纪录片的吴梦也被吸引，愿意搭把手一起试试。他们两人本来都是知青子女，《上海青年》的拍摄就这样开始了。
现在看来，1960 年代初，那些从十七八岁到二十郎当岁的上海青年，一部分是为了稳定边疆，一部分是为了解决本地就业压力，他们被动员前往新疆开荒；自此，青春完全交付给国家的巨轮，自身命运也与国家紧密联系到一起。但是，随着事业失去理想光华或跌落时，他们此身已经铸定，只能在跌倒时勉强挣扎前行。在这个历程中，“人”很大程度上被匆匆忽略。几十年岁月往来，历史遗留云云只是表象，真正的内核却是情感的伤害和创伤。随着这些被子鹏和吴梦叫作“叔叔”、“阿姨”的老知青中，越来越多人离世，大家也越发感觉制作这部影片的迫切性。他们除去记录，也希望人们能从中体会一代人生命的历程，其中时代、国家、集体与“人”的关系。
我想，是那些被记录的老人，他们在生活及其历程中展现出的巨大能量，把拍摄和观看者吸引住了。甚至想说，他们在时代夹缝中顽强抵抗磨难，形成的张力，不断刺激和敲打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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